破解文化发展“悖论”，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把多勋 李倩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是新时代体现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划时代文化重大工程。自2019年七月中央深改组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大运河、长城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列入其中，意味着中国文化建设进入到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崭新阶段，文化的国家自觉、民族自觉和民众自觉的发展有了新的发展水平，国家文化自信又有了守正和创新价值兼备的新平台，国家和民族文化在新时代和全球化背景下获得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力。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发展要高度关注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矛盾亦或“悖论”，其实，文化发展的这些悖论是一直存在的，有文化的存在，有文化发展的诉求，就一定存在文化发展的悖论，只不过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同背景和不同阶段，这种悖论的表现方式、强弱和顺序有所不同罢了。在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在全球化的新阶段，在人类面临多元化和单一世界选择的特殊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的悖论尤其成为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文化发展更是如此。
“国家文化公园”是和“国家公园”等量齐观的国家发展战略，都决定着中华民族关乎长远和未来的发展，如果说后者关注的是生态文明战略“美丽中国”目标的建设，前者则明确指向“文化中国”或“文明中国”的发展，要建构与中国大国发展相适配的文化发展体量，确定中国文化的标识体系和民族文化自信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建设之归依。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成败与水平，也部分地取决于对文化建设和发展中的问题的认知和悖论的克服。其实，在《大运河、长城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顶层设计，已明确将可能存在的文化公园建设中的问题做了相当精准的预设，为我们在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正确把握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要义提供了根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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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悖论。长期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这是中国在特定的历史和全球发展时期的基本战略，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主要的问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发展决定了经济发展；如果以文化发展为发展主题，可能会损伤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本身也会受到影响。不能不说，在这个观点或悖论下，确实导致了几十年的发展中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也为此付出了与生态环境劣化一样的精神文化下滑的代价。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自然以国家和民族最具典型性、代表性和基础性的文化建设为主线的文化工程，这一工程首当其冲地指向中国文化建设这一宏大使命；同时，它以国家层面上的规划指引和规制高屋建瓴地导向了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均衡发展和协调发展，将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看似矛盾的两个发展价值巧妙地统一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体系之中。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中，非常明确地限定了主题功能区的四个圈层或类型，这四个类型的功能区分别是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四个功能区是根据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使命和目标依次展开且互相支撑的，共同承担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建设和通过文化的合理利用推动经济发展的共同使命，从而很好地协调和解决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双重目标和价值实现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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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文化守正和文化创新的悖论。在我国乃至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一直存在关于文化守正与文化创新矛盾的认识。在学理上，普遍认为文化守正就是要将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和一丝不苟地守护和传承好，文化不能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强调文化在灵魂、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的“守正”，而创新恰恰可能会解构文化，使得文化要么在内容，要么在形式甚至灵魂层面发生变异，使“守正”变得不可能；在实践中，文化守正和文化创新则更加复杂，要么是文化的过度守正，坚持对文化的绝对保护，没有交流，没有利用；要么是文化的过度创新，没有很好的保护前提，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对民族传统文化随意化利用，表现为伪文化、假文化和劣质文化的滥觞，结果是严重影响和阻滞我们历史悠久和丰富多彩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守正”，盖因为我们在实践中由于体制机制创新不足导致没有很好的解决好文化守正和文化创新的矛盾。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本质上要解决中国文化基于保护的“守正”这一重大问题，要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构中国文化的“四梁八柱”，为民族铸就得以世代相传的文化之魂；同时，坚持文化创新原则，坚持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和平等的文化融通和交流，坚持文化反映时代风貌，紧扣时代脉搏，体现时代精神，吸收世界上一切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使我们的文化始终保持鲜活的创造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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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的保护传承和文化产业化发展的悖论。文化发展有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在传统的文化发展观看来，文化发展的要义其实就是文化保护，或基于保护的有效传承，简言之，就是文化传承的可持续发展，侧重点在于文化本体价值的守护，基本限制条件是不能将文化作为发展经济的经济资源对待，否则一定会使文化的精神价值受到戕害，对作为“民族的灵魂，人民的精神家园”的文化的文化的冲击可能是毁灭性的；文化的产业化则将文化视为发展的经济资源，甚至可以量化的存量或增量资产，投入产业和市场，使之产生经济效益的经济行为，文化产业论者认为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保护只能在文化的产业发展中实现，这是文化在市场经济逻辑中的必然结果，文化本体价值的维系和文化的产业发展并不矛盾，在现代市场经济框架下恰恰相当兼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随着法治中国进程的持续推进，一定会在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的两个维度找到最佳的契合点和平衡点，实现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化的发展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同时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灵动要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秉承文化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的理念，将文化基于保护的发展、文化的有机展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以及社区发展进行了科学的空间功能区分，又载明了功能区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的内在联系，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点上则特别强调体制机制的创新，建立“中央统筹，省市负责，地方实施，整合发展”的基本运行机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强调文化公园的国家意志、文化标识和文化公共产品的基本属性，同时特别强调文化和旅游、文化资源和关联的其他资源以及与区域发展的整合，最大限度地推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我国统筹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发展在制度安排上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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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文化安全与文化“走出去”的悖论。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主权国家都面临文化安全方面的巨大挑战，文化安全成为与政治、领土、国防以及经济等安全等量齐观的安全领域，而且，文化安全所面对的威胁和挑战往往更为隐蔽和复杂；但是，全球化时代并非单一的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必然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步进行着政治、外交、军事、科技以及文化等的全方位沟通和交流，这是全球化的真实状态，也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借助于全球化的重要发展机遇和条件，在当今世界，伴随着全球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的国家安全基本属于常规或常态化的国家安全领域；但是，文化安全由于文化交流的长期性、复杂性、渗透性、民间性以及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的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而且，当全球化面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文化发展也不平衡的现实态势下，处在经济和文化“强势地位”的国家往往存在对其他主权国家的“文化霸凌”甚至“文化侵略”，使得这些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作为全球有影响力的和正在迅速崛起的大国，尽快构建自己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配的文化体量，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刻不容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继承历史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通过建设集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为一体的国家文化体系，形成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性、前瞻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文化发展平台，可以通过最强大的国家文化保护管控和传播展示体系建构，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家文化安全，对以文化“走出去”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为基本目标的全球文化交流提供强大的文化发展后援和支撑；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全面整合梳理和系统化建设既体现中国文化特色优势、又符合国际文化建设一般惯例的国家文化公园，在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实现文化的“请进来”，通过双向文化交流逐渐优化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状况，提升我国入境旅游发展的规模和水平，推动和提高中国文化在全球的显示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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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文化的区域化发展和文化的整体性发展的悖论。一方面，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有着“一体多元”的基本特征，在文化建设中，不同区域有着自身文化建设的特定属性、特定类型、特定优势和特定圈层，在当下我国行政区划、区域治理和区域发展规定的框架内，更加强化了文化建设的区域性，表现为关于文化建设的规划也好，建设也好，发展也好，基本上都具有区域空间性质；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是作为民族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文化在空间、历史和物理属性上又具有跨区域的大空间和大叙事基本特征，以区域空间为特征的文化精神肯定不能涵盖具有宏大叙事更重要特征的中国文化，甚至，在区域文化建设过程中有可能发生本来具有大历史和大空间文化特质文化的解构，弱化或矮化我们的文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大尺度和大跨度的文化建设，它站在中国文化的大视野和中国文化屹立于全球文化之林的格局中审视和看待中国文化，立足于整体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文化建设，要在国家意志层面体现中国文化建设的高度文化自觉，建构适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国文化，统领中国各个区域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意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将在文化保护传承、文化展示传播、文化标识体现建设以及国家文化公园运营管理等方面在文化空间建设方面进行体制机制等的重大创新，以全面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化的发展。
作者简介：
把多勋：UG环球国际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倩：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0级博士生。
